我在Google的18年：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谷歌程序员| 2023-11-25

周五好各位，我是轩辕。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这一次的主角是很多人心中从不作恶的Google。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位Google前员工从 2005 年加入公司到 2023 年离职的经历。文章以第一人称视角，从最早的 Google 黄金时代讲起，早期的 Google 将 “不作恶” 一直贯穿到底，是工程师的天堂。随着时间的推移，Google 的文化开始逐渐蒸发。决策考量从用户利益变成了公司利益，后来只考量决策者的个人利益。最后为了确保股价的增长开始裁员。

原文链接：https://ln.hixie.ch/?start=1700627373

翻译整理来自：https://icloudnative.io/posts/reflecting-on-18-years-at-google/

我于 2005 年 10 月加入Google，经历了 18 年的风雨历程后，终于在上周提交了我的离职申请，结束了我的Google之旅。

回首这段旅程，我深感幸运，因为我亲历了Google刚刚上市后的黄金时期。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与大多数公司相反，从基层工程师到最高管理层，Google的每一位员工都充满善意，坚持做正确的事情。那个经常被嘲笑的口号 “ 不作恶”，的确代表了公司当时的核心价值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将利润置于顾客和人类整体利益之上的公司的一种回应，例如微软~

我多次看到Google因一些真心为社会谋利的行为而遭到非难。例如Google图书计划。关于 Chrome 和 Google 搜索引擎的许多批评，特别是那些所谓与广告业务存在利益冲突的，实际上都是十分失实的 (巧合和错误常常会让人产生恶意的误解)。我时常见到隐私保护倡导者以损害用户利益的方式来反对Google的一些建议。这些争论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其中最讨厌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大量无意义的 Cookie 警告提示。每每Google团队真诚地推动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想法时，公众舆论却以怀疑态度对待，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图0: 谷歌程序员我在Google的18年：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2011 年，Google的查理天井。图片经过处理，删除了里面的人物

早期的Google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作场所。高管每周都会坦诚回答问题，如果无法回答也会清楚说明原因 (例如出于法律原因或者某些话题过于敏感)。埃里克·施密特经常带领全公司聆听董事会的讨论。公司内部各种产品的成功和失败都会比较客观地陈述和检讨。成功会受到表扬，失败会遭到严格的批判性审视，目的是汲取教训而不是互相指责。公司有自己的愿景目标，任何偏差都会解释清楚。5年前我在网景公司的实习中见识了类似 Dilbert 漫画中那种管理方式，Google员工的一致高素质让我耳目一新。

在Google的前九年，我的工作重心是 HTML 及其相关标准。我的任务是推动网络的整体发展和改善，因为对网络有利就是对Google有利 (我被明确告知不必考虑Google自身的利益)。实际上这项工作从我在 Opera 公司期间就开始了。Google对我这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名义上隶属Google开源团队，但工作完全自主 (这要感谢 Chris DiBona)。我大部分工作都是在Google园区内的不同建筑中使用笔记本电脑完成的，有好几年我都没去过自己的办公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Google在文化优势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尽管我很欣赏 Vic Gundotra 的热情以及他对 Google+ 的初期规划 (这个规划相当明确，哪怕不一定普遍受欢迎，至少也毫不含糊)，但当事情进展不如人意时，我对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没那么有信心了。他还开始在Google内部引入了信息屏障 (比如只允许 Google+ 团队进入某些建筑)，这与早期Google内部的完全透明政策大相径庭。另一个例子是安卓团队 (最初是一家被并购的公司)，他们从未真正适应 Google 的文化。安卓团队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上存在问题，团队透明度不及 Google 的老部门，过分关注追逐竞争对手而非解决用户真正的需求。

我在Google的最后9年时间都花在 Flutter 上。这期间最美好的一些回忆来自 Flutter 这个项目的早期。Flutter 是Google旧时代的最后几个项目之一，它是拉里·佩奇在 Alphabet 成立之前发起的几个雄心勃勃的试验性项目中的最后一个。我们像创业公司一样运营，更多地是在探索我们所创造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设计它。Flutter 团队深受年轻的Google文化熏陶，比如优先考虑内部透明度、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基于数据的决策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 Tao Dong 和他的用户体验研究团队)。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极其开放的，这让我们顺利地在工作中建立了健康的开源社区。多年来，Flutter 也非常幸运地拥有优秀的领导，如创始技术总监 Adam Barth、项目经理 Tim Sneath 以及工程经理 Todd Volkert。

图1: 谷歌程序员我在Google的18年：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最初几年我们也没有遵循工程最佳实践。比如没有编写测试代码，文档寥寥无几。这张白板就是我们为核心的 Widget、RenderObject 和 dart:ui 层所作的全部 “设计文档”。这让我们起初能够快速推进，但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

Flutter 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与Google同期发生的变革相隔离。随着时间的推移，Google 的文化开始逐渐蒸发。决策考量从用户利益变成了公司利益，后来只考量决策者的个人利益。信息透明度消失殆尽。过去我热衷参加公司各种会议来了解情况，但现在我甚至能提前预测高管的回答。如今，我不知道Google内部是否还有人能清楚解释Google的愿景，公司士气跌至历史最低点。如果你询问湾区的心理治疗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有的Google客户都对公司不满。

随后 Google 开展了裁员。这次裁员是一个短视行为导致的无谓错误，目的是确保股价能够季度对季度保持增长，而不是遵循Google过去重视长期成功即便短期有所损失的策略 (这正是 “不作恶” 原则的核心)。裁员的影响是隐蔽而深远的。过去员工可能会关注用户需求或者公司整体利益，坚信做正确的事最终会得到回报，即使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但是裁员后，员工不再相信公司会坚定地支持他们，于是极度规避任何有风险的举动。职责的边界被严格划分，知识和信息被视为珍宝一般囤积起来，因为不可替代性变成了保住工作的唯一手段。我在Google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员工对管理层缺乏信任，因此管理层也不再信任员工，只凭借荒谬的公司政策进行治理。2004年，Google创始人明确告知华尔街 “Google不是一家传统公司，我们无意成为一家传统公司”，但如今的Google已经名存实亡。

Google当前的许多问题源于 Sundar Pichai 缺乏远见的领导魄力，他对维护 Google 早期的文化规范似乎也不怎么关心。这其中的一个症状就是无能的中层管理人员的泛滥。以 Jeanine Banks 为例，她管理的部门包含 Flutter、Dart、Go 和 Firebase 等在内的很多产品。她的部门名义上有相关战略，但我即便想泄密也无从下手，多年来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些策略的含义。她对团队业务的理解很肤浅，经常提出毫无意义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她将工程师当作商品一般对待，违背个人意愿调动工作，完全不考虑个人技能。她根本不接受任何建设性反馈，好像这些反馈根本不存在一样。我听说其他团队的领导更懂政治运作，早已掌握如何 “应对” 她，在正确的时候给她恰到好处的信息，以避免被其骚扰。与Google最辉煌的时期相比，我发现如今的Google让人万分沮丧。

Google内部仍有许多杰出的人才。我有幸与 Flutter 团队的优秀成员如 JaYoung Lee、Kate Lovett、Kevin Chisholm、Zoey Fan、Dan Field 等数十人合作 (抱歉无法逐一提及，佳士遍地)。近年我开始在公司内部为Google员工提供职业建议，也因此结识了各个部门的许多优秀人才。Google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但这需要公司高层进行调整，将公司的决策权从 CEO 的办公室转移给一个有明确长期愿景的领袖，知晓如何利用Google的丰富资源真正为用户创造价值。我依然坚信Google的使命 (组织世界上的信息，使其变得普遍易于访问和有用) 蕴含巨大的潜力。有志于带领Google走进未来 20 年、为人类谋最大福祉而不考虑股价短期波动的领袖，可以凝聚Google的人才与热情，开创真正了不起的业绩。

然而时间已经不多了，Google文化的恶化最终会变得不可逆转，因为那些能够引领和维持组织道德标准的人，恰恰不会选择加入一个本来就没有道德底线或价值观念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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